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新疆兵团[3]、兵团），对外又称“中国新建集团公司”，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为中国最大的兼具戍边屯垦、实行“党、政、军、企”一体制的特殊社会组织。[4]

兵团是在国务院计划单列的省（部）级单位，自行管理内部行政事务；司法事务受新疆的高法、高检领导管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兵团各级法检的组成人员；行政业务受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5]。兵团部驻乌鲁木齐市；分支机构遍及除克孜勒苏以外的新疆全境，主要靠近“两周一线”（塔克拉玛干与库姆塔格两大沙漠和中国西北边境线），垂直管理多个县级市，拥有完整的行政、审判、检察、军事机关。

兵团辖区分布有37个民族（2002），主要民族为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和蒙古族。兵团的一级单位为“师”，师下设“团”或“农场”；现有14个师、174个农牧团场。兵团总人口260.72万人，占新疆人口的12%[1]。2012年，兵团GDP总量1,197.21亿元（189.66亿美元），同比年增幅18.4%，人均GDP45,501元（7,208美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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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编辑]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10月，解放军向新疆进军。12月，三区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军，国军起义部被改编为第二十二兵团。1950年代初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逐渐稳固、全面转入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军人復員转业。与苏联接壤的新疆经济落后，存在大片宜农荒地。

1954年10月7日，新疆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总参谋部8月6日发布的命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新疆军区20万军人中有17.5万被编入生产部队，包括解放军第二军、第五军、第六军的大部分，第二十二兵团的全部官兵[7]。截至1956年12月底，兵团官兵全部办理复员转业手续，并自1957年7月起实行工资制，取消供给制，实现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转变[8]。

1955年12月15日，中共新疆军区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召开，讨论并批准了张仲翰作的《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部队五年计划草案》的报告（1953-1957年）。计划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发展农业为中心，以水利建设为先行，以北疆地区为重点，加速国营农场建设。五年计划要求：结合水利建设速度逐步扩大耕地面积，到1957年达到230万亩，力争300万亩；棉花播种面积达到50万亩，总产籽棉8500万公斤；粮食9250万公斤。到1957年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兵团要实现自给有余[7]。

在王震建议下，新疆军区司令员陶峙岳与来中国工作的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教授签订了《石河子棉花丰产协议书》，采用科学技术，举办多期植棉人员培训班。到1953年，生产部队在准噶尔盆地南沿的玛纳斯河流域种植了3万多亩棉花，当年平均单产皮棉50多公斤。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大面积植棉，打破了北疆不能种植棉花的老传统[9]。1955年10月，玛纳斯河流域的农七师、农八师种植的8.2万多亩棉花丰收，平均亩产籽棉158.4公斤。苏联长绒棉良种“二依三”在阿克苏垦区胜利农场成功大面积试种[7]。

1958年4月，横贯天山的乌库公路（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全线通车。为建设该公路，兵团施工部队奋战17个月，完成主干线244公里、支线90公里、涵洞128座、桥梁29座，开挖土石方597万立方米，有58人为建设公路牺牲。乌库公路使天山南北的兵团垦区联系起来，对新疆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7]。

1954年起，兵团先后从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上海、天津等地招收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壮年及接收大批转业复员军人参加边疆建设，至1960年末总人口已达72.41万人，是1954年兵团成立时的4.1倍[8]。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5月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分配给兵团一部分江苏、湖北、安徽等省支边青壮年及家属。至1960年初按计划安置近10万人。此后根据周恩来总理及自治区指示，又接收来疆自动支边人员21万多人。1963年7月，兵团开始接收安置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支边青年，至1964年10月共接收安置12.67万人[7]。

1955年至1957年，兵团开始正规化国营农场建设，大规模开展土地勘测规划，并调整垦区内零星农牧民土地，使农场土地连片。3年共规划新农场44个，此后又用2年对已建成的36个农场现场审定。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期间，兵团掀起垦荒造田建设水利的高潮，重点开发南疆塔里木河流域及北疆玛纳斯河流域，共垦新开荒地56.67万公顷，新建农牧团场107个[8]。

同时，兵团工业生产也获得发展。1958年新增企业100个。1959年新建企业132个，其中现代化企业37个。1960年工业总投资7548万元，除续建工程外，还新建企业39个，至同年底兵团已拥有工业企业343个，工业总产值60149万元，比1957年增长2.5倍。该时期兵团工农业发展规模是新疆农垦史上发展最快的3年[8]。1959年12月3日，新疆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化机制糖厂——石河子八一糖厂建成投产。1960年8月1日，兵团第一家棉纺织厂——石河子棉纺织厂部分建成投产。1963年8月1日，石河子八一毛纺织厂建成投产。其间，兵团大批现代工业企业建成投产[7]。

1961年到1962年，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兵团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纠正高指标，将农业放在首位，精简机关并下放干部，撤销9所学校，关、停、并、转36家产品价高质次的企业，执行中央“农业第一，粮食第一”方针，加强农田水利建设。1963年起，兵团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1966年底，兵团职工总数80.86万人，总人口148.54万人，农牧团场158个，独立核算工矿企业112个，耕地面积80.86万公顷，播种面积55.68万公顷，粮食总产72.03万吨，棉花总产2.49万吨，工农业总产值97669万元占自治区的1/3，粮食、棉花、甜菜分别占自治区的21.8%、31%、99%[8]。

1962年4月，继苏联驻伊宁、乌鲁木齐领事馆在新疆发放苏侨证，在中国公民中大批发展苏侨后，苏联边防部队又在中国新疆同苏接壤的边界上打开口子，吸引新疆塔城、裕民、霍城、额敏等县边境居民逃苏者6万多人，带走牲畜30多万头，使40多万亩土地未能播种，大量已播种土地荒芜。为在“伊塔事件”发生地区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周恩来总理指示兵团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对边民外逃留下的农牧业生产及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并要求兵团沿中苏边界建立国营农场带。1962年5月，兵团从农四师、五师、六师、七师、八师、十师及兵团直属单位抽调干部810名、工人16750人组成工作队，赴指定地点执行任务。到1966年底，兵团共在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地、州边境建成农场38个[7]。

1963年9月，自治区“三干会”组织与会代表数百人参观农七师二十团、农八师二十三团。会议提出“兵团方向，公社特点，全面规划，逐步实现”建设有“好条田、好林带、好渠道、好道路、好居民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兵团创建“五好”连队方法在新疆农村迅速推广。自1961年开展“五好”运动至1965年底，全兵团共评出1885个“五好”连队（含相当于连队的单位）[7]。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出访回国途经新疆时，视察兵团石河子垦区，在石河子招待所接见部分团以上领导干部及兵团军垦战士、劳动（工作）模范、上海支边青年代表，并为兵团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在石河子总场一块条田边的林阴下，周恩来看望12位上海青年代表，并发表了著名的“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选择”谈话[7]。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连续发生重大武斗事件，在新疆影响巨大。与此同时，兵团事业遭严重破坏，生产不断下降。文革第二年，兵团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经营亏损，数额达3849万元人民币。此后几年亏损额日益增加，至1975年10年累计经营亏损7.94亿元人民币，兵团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0]。

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机构，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主管全疆国营农牧场的业务工作。当时认为改变兵团体制更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加强反修战备，有利于经济建设的统一规划[7][9][10]。其背景是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军队要整顿”。当时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等，都是隶属于各大军区的正军级单位；兵团、农建师、团场、营、连各级干部主官均为现役军队干部，连队人员则为国家正式农垦职工。截至1975年底，全国一刀切所有这种体制的军队领导的农垦单位全部脱离军队，划归地方。其中的现役军人干部或者转业留在农垦单位、或者转业回老家，极少量被调回军队另行安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各农建师改为地区农垦局，划归各地区行政公署领导；新疆农垦总局仅有业务指导权。例如农一师改为阿克苏地区农垦局。

1975年5月24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该总局一直延续到1981年[7]。

1976年1月2日，国务院批准设立石河子地区及石河子市。起初石河子市是石河子地区下辖县级市，区划面积460平方公里，1984年改成自治区直辖市[7]。

1978年，根据王震的指示，国家农垦总局派工作组到新疆调查新疆国营农场体制下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兵团经营亏损严重是受文革影响，跟兵团体制无关[10]。

1980年3月14日、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80〕31号文件”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批转《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给全党全国，决定西藏的工作“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11]。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西藏在一个时期内要办好六件大事，其中第六件事是“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在一个短时间内把西藏脱产干部队伍包括教员，藏族干部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至八成；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要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内地去妥善安排工作”[12][13]。新疆在传达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与中央31号文件时，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提出“新疆也应按这个精神办，要绝大多数汉族干部、职工退回内地”。这时，一些混乱言论也流传起来，引起在疆汉族情绪浮动，其间还有新疆农垦系统的上海知青不願繼續在新疆承受背井離鄉的苦難要求回上海；维族则大受鼓舞，民族情绪高涨，南疆喀什、阿克苏、和田地区相继发生大规模事件。

1980年8月2日发生了震动全疆的高旭事件。时任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阿不都瓦依提·乌拉太也夫参与处理高旭事件，事后他顶着“与胡耀邦制定的民族新政策唱反调”的压力，1981年通过新华社记者张万来和秦卫东在新华社《内参》发表了乌拉太也夫对边疆民族问题长期思考总结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解决民族纠纷问题的八点建议》，提出“在新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无论在生产、生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要相互依靠，谁都离不开谁。”该观点得到邓小平的肯定，邓小平在新华社《内参》上亲笔批示：“南疆军区政治部有位副主任，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样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我赞成这一句话。这个观点很正确、很好。大家这样想问题、处理问题就好了。”这就是从此作为中国民族工作“两个离不开”基本方针的来源。1981年7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了新疆民族关系问题，会议纪要根据邓小平批示精神，提出“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纠正了胡耀邦、万里、汪锋在民族工作上的原则错误。198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接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时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汉族离开少数民族不行，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这个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14]

分管新疆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立者王震在1981年上半年巡视新疆后即向邓小平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构想。1981年8月13日至14日，在中央已正式决议纠正胡耀邦、万里、汪锋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的背景下，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陪同下到石河子垦区视察，参观了棉田、农科所、原兵团战士的家之後，邓小平说：“原生产建设兵团的业绩，新疆各族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不会忘记。”又指出：“兵团事业要大发展，兵团肩负着屯垦戍边的重任，要为新疆的稳定作出贡献。”邓小平此次视察对日后恢复兵团起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回北京后,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7][9][10]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国家农委党组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很快给中央起草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经王震多次亲笔修改及国家农委党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多次讨论，9月22日正式成文。该报告提出，从防御霸权主义入侵，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富强、文明的新疆的战略考虑，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9]。

1981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回新疆工作。14日王恩茂抵达北京。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新疆问题，并形成“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同新疆领导同志谈话的要点”。王恩茂自北京启程赴新疆前，邓小平对他作了五方面指示，强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9]。

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指出，“生产建设兵团在过去的长期的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并指出“生产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兵团各级党委和干部职工“总结历史经验，继承革命传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作出新的贡献。”1982年6月1日，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庆祝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受中央委托，王震专程到新疆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此后兵团成为稳定新疆局势的支柱[9][10][15]。

1975年兵团撤销时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而1981年中央批准恢复的名称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邓小平在视察新疆时就此解释：“生产兵团恢复起来，这是稳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军的名义……解放军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如用解放军的名义，搞军衔就要轮到它，几万人不好办。”[9]

1983年3月23日，兵团发出《关于贯彻全国农垦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要求贯彻中央〔1983〕11号文件，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大胆改革，治穷致富，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兵团种植业中以空前规模全面推行。1983年9月，农七师一三一团四连职工耿千里创办兵团首个家庭农场。至同年底，已有1066户职工签订试办家庭农场合同[7]。

1983年11月5日，自治区党委批复：同意恢复和建立兵团各级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机构。据此，兵团设立公安局、人民检察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兵团司法局。各师（局）及垦区设立了相应机构[7]。

1984年7月，兵团党委提出“抓住主体，发展两翼”的农场改革方针，作为“一翼”的庭院经济受重视。同年9月，兵团党委决定给每户农工划分1到1.5亩自用地和宅基地（简称“两用地”），鼓励家庭种植、养殖和加工副业生产（后称“庭院经济”），扶持职工劳动致富[7]。

1986年7月，兵团成立农牧业保险公司，各师局也成立相应机构。这是全国首家“种养”两业保险的公司。2002年9月该公司更名“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7]。

1990年3月13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管理体制和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函〔1990〕24号），明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行业纳入国务院有关部门计划，实行单列。兵团可以向国务院部门直接请示、报告工作、联系有关业务。各部门召开的有关会议通知兵团派人参加，有关文件发给兵团。”[7][16]

1990年3月30日，兵团颁布《兵团国营企业职工退休费实行社会统筹暂行办法》，要求兵团、师设管理机构，1990年在兵团全面实行。这是兵团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兵团社会保障体系开始架构并逐步完善，建起“三条保障线”制度[7]。

1990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石河子总场、八一棉纺织厂，接见部分支边青年代表，走访农工家庭，听取兵团工作汇报，并在视察结束时为兵团题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艰苦奋斗，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7]

1992年12月7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4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其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中国最西部的国家级开发区，是中国唯一定位于面向欧亚大陆桥沿线各国的出口外向型国家级开发区[7]。

1994年3月，兵团对100个规模小、人员少、长期亏损的国有商贸企业试行国有民营改革。截至同年6月，全兵团已有68家国有商业企业以及541个自然门店、柜组、车间、车队实行国有民营。产权制度改革随后扩大到全部工交建商企业[7]。

1994年4月19日，兵团党委出台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决定》的决定，提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团场经济新体制的框架，提出农牧团场由“两费”（生产资料费和生活资料费）自理逐渐向“四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过渡，成为市场主体[7]。

1994年10月，兵团成立40周年之际，兵团党委发出“奋起二次创业，再造兵团辉煌”的号召。1996年6月26日，百花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兵团首家上市公司。百花村总部位于乌鲁木齐市中山路，主营业务在2000年代实现了从商业、餐饮娱乐业向信息产业、房地产转型。截至2004年，兵团的上市公司已达11家。1996年9月11日，石河子大学成立。1997年2月，农四师武装民兵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地区、伊宁市党委和兵团、农四师党委的领导下，配合武装部队和公安干警，平息伊宁二·五事件[7]。

1998年4月29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联合发文《关于组建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和中国新建集团的批复》（计规划〔1998〕735）批准组建中国新建集团公司，以中国新建集团公司为母公司组建中国新建集团，开展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兵团对外使用“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名称，享受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的各项政策[7][17]。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在国家工商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资格[7]。

1998年12月30日，兵团党委在兵团党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兵团决心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农牧团场、连队的农牧工危旧住房改造问题，计划改造15万户。兵团农牧团场面貌开始发生大变化。2000年9月，兵团启动边境团场“金边工程”建设，首批进入示范建设的团场有六十二团、九〇团、一〇八团、一六四团、一八五团。该工程包括团场危旧住房改造、社会事业建设、公路建设、饮水工程。不久兵团在边境团场实施“金边工程”建设项目，计划用5年建设基础设施[7]。

1999年4月29日，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兵团首家农业上市公司[7]。

1999年12月30日，农八师石河子市举行庆祝大会，宣布该市北泉镇人民政府成立，这是兵团174个农牧团场中首次成立的镇级人民政府[7]。

2000年2月22日，兵团在石河子召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现场会，兵团提出“服从一个大局，参与三大建设，选准四个突破口，集中做大一个垦区”的思路，提出了把加快实施以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石河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作突破口，以加快“400万亩节水灌溉工程”、“边境团场建设工程”、“白、绿、红工程”、“垦区城镇建设工程”为切入点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7]。

2000年8月9日，自治区在哈密举行加强兵地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现场会，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各地州及兵团党委、各师领导到会。哈密地区与兵团农十三师开展融合共建活动，其融合发展经验受到自治区和兵团重视[7]。

2000年12月28日，兵团党委召开四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发展壮大兵团，致富职工群众”的号召[7]。

2001年2月，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兵团乌鲁木齐农场管理局、哈密农场管理局、和田农场管理局分别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二师、第十三師、第十四师。11月2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三师举行揭牌仪式[7]。

2001年4月5日，兵团党委和兵团出台《关于深化兵团农牧团场改革的意见》（“1+3”配套文件）等政策文件，扩大职工群众在经济上的自主权和政治上的基层民主，促进农业和农牧团场的改革和发展[7]。

2001年6月1日，兵团统计局公布首次人口普查结果，兵团总人口248.05万人，比1954年兵团成立时人口总数增加230余万人[7]。

2001年6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视察自治区和兵团[7]。

2001年9月5日，兵团下发《关于加快兵团国有工交建商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1+8”系列文件），使国有企业由经营管理方式改革逐步转向制度创新改革，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突破[7]。

2001年10月，兵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12月12日，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挂牌。兵团党委提出，要建立兵团、师两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兵团、师分别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兵团国资委代表兵团对各师综合授权。在“两级管理”基础上，按照行政管理与资本运营相分离的原则，形成国有资产行政管理和经营的两个运作体系[7]。

2002年1月7日，石河子市与深圳市、大连市、杭州市、南宁市被建设部授予首届“中国人居环境奖”，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获奖城市[7]。

2003年5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首个有关新疆的白皮书，其中专门介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发展和作用[7]。

2004年1月19日，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在同一天挂牌[7]。

2014年1月，兵团党委六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成立中国新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筹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中国新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筹组运作。2014年6月底，中国新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组建框架方案出台，以推进政企分开为突破口，构建兵团特殊管理体制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国资管理和国企运营方式，在更高层面搭建投融资和资本运营平台。截至6月底，已对兵团、师国资委监管的1219家企业进行摸底分析，提出不同类别国有企业差异化管理的初步意见，提出做实中国新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框架方案、电力集团及煤业集团组建方案，兵团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组建，兵团矿业公司成立，兵团物资储运工贸公司完成公司制改制，成立兵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同招商局物流集团合作发展现代物流业[18]。

2020年7月31日，美国宣布以“涉及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侵犯人权行为”为由，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制裁[19]。

2021年3月22日，繼美國之後，歐盟，英國，及加拿大也宣佈以“涉及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为由，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人员实施制裁[2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新疆兵团[3]、兵团），对外又称“中国新建集团公司”，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为中国最大的兼具戍边屯垦、实行“党、政、军、企”一体制的特殊社会组织。[4]

1999年规定：印章直径5厘米，中央刊国徽，由国务院制发。

管辖范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地区[1]

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兵团是在国务院计划单列的省（部）级单位，自行管理内部行政事务；司法事务受新疆的高法、高检领导管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兵团各级法检的组成人员；行政业务受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5]。兵团部驻乌鲁木齐市；分支机构遍及除克孜勒苏以外的新疆全境，主要靠近“两周一线”（塔克拉玛干与库姆塔格两大沙漠和中国西北边境线），垂直管理多个县级市，拥有完整的行政、审判、检察、军事机关。

兵团辖区分布有37个民族（2002），主要民族为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和蒙古族。兵团的一级单位为“师”，师下设“团”或“农场”；现有14个师、174个农牧团场。兵团总人口260.72万人，占新疆人口的12%[1]。2012年，兵团GDP总量1,197.21亿元（189.66亿美元），同比年增幅18.4%，人均GDP45,501元（7,208美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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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编辑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10月，解放军向新疆进军。12月，三区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军，国军起义部被改编为第二十二兵团。1950年代初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逐渐稳固、全面转入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军人復員转业。与苏联接壤的新疆经济落后，存在大片宜农荒地。

1954年10月7日，新疆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总参谋部8月6日发布的命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新疆军区20万军人中有17.5万被编入生产部队，包括解放军第二军、第五军、第六军的大部分，第二十二兵团的全部官兵[7]。截至1956年12月底，兵团官兵全部办理复员转业手续，并自1957年7月起实行工资制，取消供给制，实现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转变[8]。

1955年12月15日，中共新疆军区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召开，讨论并批准了张仲翰作的《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部队五年计划草案》的报告（1953-1957年）。计划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发展农业为中心，以水利建设为先行，以北疆地区为重点，加速国营农场建设。五年计划要求：结合水利建设速度逐步扩大耕地面积，到1957年达到230万亩，力争300万亩；棉花播种面积达到50万亩，总产籽棉8500万公斤；粮食9250万公斤。到1957年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兵团要实现自给有余[7]。

在王震建议下，新疆军区司令员陶峙岳与来中国工作的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教授签订了《石河子棉花丰产协议书》，采用科学技术，举办多期植棉人员培训班。到1953年，生产部队在准噶尔盆地南沿的玛纳斯河流域种植了3万多亩棉花，当年平均单产皮棉50多公斤。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大面积植棉，打破了北疆不能种植棉花的老传统[9]。1955年10月，玛纳斯河流域的农七师、农八师种植的8.2万多亩棉花丰收，平均亩产籽棉158.4公斤。苏联长绒棉良种“二依三”在阿克苏垦区胜利农场成功大面积试种[7]。

1958年4月，横贯天山的乌库公路（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全线通车。为建设该公路，兵团施工部队奋战17个月，完成主干线244公里、支线90公里、涵洞128座、桥梁29座，开挖土石方597万立方米，有58人为建设公路牺牲。乌库公路使天山南北的兵团垦区联系起来，对新疆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7]。

1954年起，兵团先后从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上海、天津等地招收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壮年及接收大批转业复员军人参加边疆建设，至1960年末总人口已达72.41万人，是1954年兵团成立时的4.1倍[8]。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5月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分配给兵团一部分江苏、湖北、安徽等省支边青壮年及家属。至1960年初按计划安置近10万人。此后根据周恩来总理及自治区指示，又接收来疆自动支边人员21万多人。1963年7月，兵团开始接收安置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支边青年，至1964年10月共接收安置12.67万人[7]。

1955年至1957年，兵团开始正规化国营农场建设，大规模开展土地勘测规划，并调整垦区内零星农牧民土地，使农场土地连片。3年共规划新农场44个，此后又用2年对已建成的36个农场现场审定。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期间，兵团掀起垦荒造田建设水利的高潮，重点开发南疆塔里木河流域及北疆玛纳斯河流域，共垦新开荒地56.67万公顷，新建农牧团场107个[8]。

同时，兵团工业生产也获得发展。1958年新增企业100个。1959年新建企业132个，其中现代化企业37个。1960年工业总投资7548万元，除续建工程外，还新建企业39个，至同年底兵团已拥有工业企业343个，工业总产值60149万元，比1957年增长2.5倍。该时期兵团工农业发展规模是新疆农垦史上发展最快的3年[8]。1959年12月3日，新疆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化机制糖厂——石河子八一糖厂建成投产。1960年8月1日，兵团第一家棉纺织厂——石河子棉纺织厂部分建成投产。1963年8月1日，石河子八一毛纺织厂建成投产。其间，兵团大批现代工业企业建成投产[7]。

1961年到1962年，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兵团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纠正高指标，将农业放在首位，精简机关并下放干部，撤销9所学校，关、停、并、转36家产品价高质次的企业，执行中央“农业第一，粮食第一”方针，加强农田水利建设。1963年起，兵团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1966年底，兵团职工总数80.86万人，总人口148.54万人，农牧团场158个，独立核算工矿企业112个，耕地面积80.86万公顷，播种面积55.68万公顷，粮食总产72.03万吨，棉花总产2.49万吨，工农业总产值97669万元占自治区的1/3，粮食、棉花、甜菜分别占自治区的21.8%、31%、99%[8]。

1962年4月，继苏联驻伊宁、乌鲁木齐领事馆在新疆发放苏侨证，在中国公民中大批发展苏侨后，苏联边防部队又在中国新疆同苏接壤的边界上打开口子，吸引新疆塔城、裕民、霍城、额敏等县边境居民逃苏者6万多人，带走牲畜30多万头，使40多万亩土地未能播种，大量已播种土地荒芜。为在“伊塔事件”发生地区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周恩来总理指示兵团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对边民外逃留下的农牧业生产及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并要求兵团沿中苏边界建立国营农场带。1962年5月，兵团从农四师、五师、六师、七师、八师、十师及兵团直属单位抽调干部810名、工人16750人组成工作队，赴指定地点执行任务。到1966年底，兵团共在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地、州边境建成农场38个[7]。

1963年9月，自治区“三干会”组织与会代表数百人参观农七师二十团、农八师二十三团。会议提出“兵团方向，公社特点，全面规划，逐步实现”建设有“好条田、好林带、好渠道、好道路、好居民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兵团创建“五好”连队方法在新疆农村迅速推广。自1961年开展“五好”运动至1965年底，全兵团共评出1885个“五好”连队（含相当于连队的单位）[7]。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出访回国途经新疆时，视察兵团石河子垦区，在石河子招待所接见部分团以上领导干部及兵团军垦战士、劳动（工作）模范、上海支边青年代表，并为兵团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在石河子总场一块条田边的林阴下，周恩来看望12位上海青年代表，并发表了著名的“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选择”谈话[7]。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连续发生重大武斗事件，在新疆影响巨大。与此同时，兵团事业遭严重破坏，生产不断下降。文革第二年，兵团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经营亏损，数额达3849万元人民币。此后几年亏损额日益增加，至1975年10年累计经营亏损7.94亿元人民币，兵团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0]。

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机构，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主管全疆国营农牧场的业务工作。当时认为改变兵团体制更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加强反修战备，有利于经济建设的统一规划[7][9][10]。其背景是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军队要整顿”。当时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等，都是隶属于各大军区的正军级单位；兵团、农建师、团场、营、连各级干部主官均为现役军队干部，连队人员则为国家正式农垦职工。截至1975年底，全国一刀切所有这种体制的军队领导的农垦单位全部脱离军队，划归地方。其中的现役军人干部或者转业留在农垦单位、或者转业回老家，极少量被调回军队另行安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各农建师改为地区农垦局，划归各地区行政公署领导；新疆农垦总局仅有业务指导权。例如农一师改为阿克苏地区农垦局。

1975年5月24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该总局一直延续到1981年[7]。

1976年1月2日，国务院批准设立石河子地区及石河子市。起初石河子市是石河子地区下辖县级市，区划面积460平方公里，1984年改成自治区直辖市[7]。

1978年，根据王震的指示，国家农垦总局派工作组到新疆调查新疆国营农场体制下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兵团经营亏损严重是受文革影响，跟兵团体制无关[10]。

1980年3月14日、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80〕31号文件”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批转《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给全党全国，决定西藏的工作“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11]。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西藏在一个时期内要办好六件大事，其中第六件事是“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在一个短时间内把西藏脱产干部队伍包括教员，藏族干部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至八成；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要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内地去妥善安排工作”[12][13]。新疆在传达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与中央31号文件时，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提出“新疆也应按这个精神办，要绝大多数汉族干部、职工退回内地”。这时，一些混乱言论也流传起来，引起在疆汉族情绪浮动，其间还有新疆农垦系统的上海知青不願繼續在新疆承受背井離鄉的苦難要求回上海；维族则大受鼓舞，民族情绪高涨，南疆喀什、阿克苏、和田地区相继发生大规模事件。

1980年8月2日发生了震动全疆的高旭事件。时任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阿不都瓦依提·乌拉太也夫参与处理高旭事件，事后他顶着“与胡耀邦制定的民族新政策唱反调”的压力，1981年通过新华社记者张万来和秦卫东在新华社《内参》发表了乌拉太也夫对边疆民族问题长期思考总结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解决民族纠纷问题的八点建议》，提出“在新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无论在生产、生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要相互依靠，谁都离不开谁。”该观点得到邓小平的肯定，邓小平在新华社《内参》上亲笔批示：“南疆军区政治部有位副主任，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样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我赞成这一句话。这个观点很正确、很好。大家这样想问题、处理问题就好了。”这就是从此作为中国民族工作“两个离不开”基本方针的来源。1981年7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了新疆民族关系问题，会议纪要根据邓小平批示精神，提出“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纠正了胡耀邦、万里、汪锋在民族工作上的原则错误。198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接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时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汉族离开少数民族不行，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这个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14]

分管新疆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立者王震在1981年上半年巡视新疆后即向邓小平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构想。1981年8月13日至14日，在中央已正式决议纠正胡耀邦、万里、汪锋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的背景下，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陪同下到石河子垦区视察，参观了棉田、农科所、原兵团战士的家之後，邓小平说：“原生产建设兵团的业绩，新疆各族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不会忘记。”又指出：“兵团事业要大发展，兵团肩负着屯垦戍边的重任，要为新疆的稳定作出贡献。”邓小平此次视察对日后恢复兵团起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回北京后,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7][9][10]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国家农委党组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很快给中央起草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经王震多次亲笔修改及国家农委党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多次讨论，9月22日正式成文。该报告提出，从防御霸权主义入侵，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富强、文明的新疆的战略考虑，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9]。

1981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回新疆工作。14日王恩茂抵达北京。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新疆问题，并形成“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同新疆领导同志谈话的要点”。王恩茂自北京启程赴新疆前，邓小平对他作了五方面指示，强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9]。

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指出，“生产建设兵团在过去的长期的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并指出“生产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兵团各级党委和干部职工“总结历史经验，继承革命传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作出新的贡献。”1982年6月1日，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庆祝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受中央委托，王震专程到新疆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此后兵团成为稳定新疆局势的支柱[9][10][15]。

1975年兵团撤销时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而1981年中央批准恢复的名称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邓小平在视察新疆时就此解释：“生产兵团恢复起来，这是稳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军的名义……解放军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如用解放军的名义，搞军衔就要轮到它，几万人不好办。”[9]

1983年3月23日，兵团发出《关于贯彻全国农垦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要求贯彻中央〔1983〕11号文件，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大胆改革，治穷致富，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兵团种植业中以空前规模全面推行。1983年9月，农七师一三一团四连职工耿千里创办兵团首个家庭农场。至同年底，已有1066户职工签订试办家庭农场合同[7]。

1983年11月5日，自治区党委批复：同意恢复和建立兵团各级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机构。据此，兵团设立公安局、人民检察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兵团司法局。各师（局）及垦区设立了相应机构[7]。

1984年7月，兵团党委提出“抓住主体，发展两翼”的农场改革方针，作为“一翼”的庭院经济受重视。同年9月，兵团党委决定给每户农工划分1到1.5亩自用地和宅基地（简称“两用地”），鼓励家庭种植、养殖和加工副业生产（后称“庭院经济”），扶持职工劳动致富[7]。

1986年7月，兵团成立农牧业保险公司，各师局也成立相应机构。这是全国首家“种养”两业保险的公司。2002年9月该公司更名“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7]。

1990年3月13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管理体制和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函〔1990〕24号），明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行业纳入国务院有关部门计划，实行单列。兵团可以向国务院部门直接请示、报告工作、联系有关业务。各部门召开的有关会议通知兵团派人参加，有关文件发给兵团。”[7][16]

1990年3月30日，兵团颁布《兵团国营企业职工退休费实行社会统筹暂行办法》，要求兵团、师设管理机构，1990年在兵团全面实行。这是兵团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兵团社会保障体系开始架构并逐步完善，建起“三条保障线”制度[7]。

1990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石河子总场、八一棉纺织厂，接见部分支边青年代表，走访农工家庭，听取兵团工作汇报，并在视察结束时为兵团题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艰苦奋斗，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7]

1992年12月7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4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其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中国最西部的国家级开发区，是中国唯一定位于面向欧亚大陆桥沿线各国的出口外向型国家级开发区[7]。

1994年3月，兵团对100个规模小、人员少、长期亏损的国有商贸企业试行国有民营改革。截至同年6月，全兵团已有68家国有商业企业以及541个自然门店、柜组、车间、车队实行国有民营。产权制度改革随后扩大到全部工交建商企业[7]。

1994年4月19日，兵团党委出台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决定》的决定，提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团场经济新体制的框架，提出农牧团场由“两费”（生产资料费和生活资料费）自理逐渐向“四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过渡，成为市场主体[7]。

1994年10月，兵团成立40周年之际，兵团党委发出“奋起二次创业，再造兵团辉煌”的号召。1996年6月26日，百花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兵团首家上市公司。百花村总部位于乌鲁木齐市中山路，主营业务在2000年代实现了从商业、餐饮娱乐业向信息产业、房地产转型。截至2004年，兵团的上市公司已达11家。1996年9月11日，石河子大学成立。1997年2月，农四师武装民兵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地区、伊宁市党委和兵团、农四师党委的领导下，配合武装部队和公安干警，平息伊宁二·五事件[7]。

1998年4月29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联合发文《关于组建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和中国新建集团的批复》（计规划〔1998〕735）批准组建中国新建集团公司，以中国新建集团公司为母公司组建中国新建集团，开展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兵团对外使用“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名称，享受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的各项政策[7][17]。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在国家工商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资格[7]。

1998年12月30日，兵团党委在兵团党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兵团决心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农牧团场、连队的农牧工危旧住房改造问题，计划改造15万户。兵团农牧团场面貌开始发生大变化。2000年9月，兵团启动边境团场“金边工程”建设，首批进入示范建设的团场有六十二团、九〇团、一〇八团、一六四团、一八五团。该工程包括团场危旧住房改造、社会事业建设、公路建设、饮水工程。不久兵团在边境团场实施“金边工程”建设项目，计划用5年建设基础设施[7]。

1999年4月29日，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兵团首家农业上市公司[7]。

1999年12月30日，农八师石河子市举行庆祝大会，宣布该市北泉镇人民政府成立，这是兵团174个农牧团场中首次成立的镇级人民政府[7]。

2000年2月22日，兵团在石河子召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现场会，兵团提出“服从一个大局，参与三大建设，选准四个突破口，集中做大一个垦区”的思路，提出了把加快实施以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石河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作突破口，以加快“400万亩节水灌溉工程”、“边境团场建设工程”、“白、绿、红工程”、“垦区城镇建设工程”为切入点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7]。

2000年8月9日，自治区在哈密举行加强兵地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现场会，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各地州及兵团党委、各师领导到会。哈密地区与兵团农十三师开展融合共建活动，其融合发展经验受到自治区和兵团重视[7]。

2000年12月28日，兵团党委召开四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发展壮大兵团，致富职工群众”的号召[7]。

2001年2月，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兵团乌鲁木齐农场管理局、哈密农场管理局、和田农场管理局分别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二师、第十三師、第十四师。11月2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三师举行揭牌仪式[7]。

2001年4月5日，兵团党委和兵团出台《关于深化兵团农牧团场改革的意见》（“1+3”配套文件）等政策文件，扩大职工群众在经济上的自主权和政治上的基层民主，促进农业和农牧团场的改革和发展[7]。

2001年6月1日，兵团统计局公布首次人口普查结果，兵团总人口248.05万人，比1954年兵团成立时人口总数增加230余万人[7]。

2001年6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视察自治区和兵团[7]。

2001年9月5日，兵团下发《关于加快兵团国有工交建商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1+8”系列文件），使国有企业由经营管理方式改革逐步转向制度创新改革，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突破[7]。

2001年10月，兵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12月12日，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挂牌。兵团党委提出，要建立兵团、师两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兵团、师分别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兵团国资委代表兵团对各师综合授权。在“两级管理”基础上，按照行政管理与资本运营相分离的原则，形成国有资产行政管理和经营的两个运作体系[7]。

2002年1月7日，石河子市与深圳市、大连市、杭州市、南宁市被建设部授予首届“中国人居环境奖”，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获奖城市[7]。

2003年5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首个有关新疆的白皮书，其中专门介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发展和作用[7]。

2004年1月19日，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在同一天挂牌[7]。

2014年1月，兵团党委六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成立中国新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筹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中国新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筹组运作。2014年6月底，中国新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组建框架方案出台，以推进政企分开为突破口，构建兵团特殊管理体制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国资管理和国企运营方式，在更高层面搭建投融资和资本运营平台。截至6月底，已对兵团、师国资委监管的1219家企业进行摸底分析，提出不同类别国有企业差异化管理的初步意见，提出做实中国新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框架方案、电力集团及煤业集团组建方案，兵团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组建，兵团矿业公司成立，兵团物资储运工贸公司完成公司制改制，成立兵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同招商局物流集团合作发展现代物流业[18]。

2020年7月31日，美国宣布以“涉及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侵犯人权行为”为由，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制裁[19]。

2021年3月22日，繼美國之後，歐盟，英國，及加拿大也宣佈以“涉及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为由，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人员实施制裁[20]。

建制编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受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双重管辖，享有省级的行政、经济权限，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实行国家计划单列。兵团的党务、税收、司法事务受自治区相关部门管辖，行政、经济、财政等则由中央政府管理并依照国家法律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在统计方面，兵团的人口和面积一般都计入地方县区级人民政府的统计中（兵团城市除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管理体系主要有兵团、师、团三级。兵团设第一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司令员三个主官职位。师设政治委员和师长两个主官职位。兵团部设在乌鲁木齐市。

兵团第一政治委员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任。兵团政治委员和司令员兼任自治区的党、政副职，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任免，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考核，其行政职级为副省级。自车俊开始，兵团政治委员高配为正部长级。

2017年11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兵团工作委员会、授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政执法权的决定》，决定设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兵团工作委员会，作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派出机构，授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政执法权[21]。

兵团的师与自治区直辖的兵团县级市实行“师市合一”体制，师设专职的政治委员和师长，行政级别为地厅级。这些兵团县级市产生的自治区人大代表以各市为单位组团参加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兵团的团场单位包括团、农场、牧场等，一般统称为“农牧团场”。团场一般数字番号，也有以地名命名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維吾爾文：شىنجاڭ ئۇيغۇر ئاپتونوم رايونى‎），通称新疆，简称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个自治区，也是中國面积第一大的省级行政区，世界第八大行政區劃。自治區由新疆省改置，成立于1955年，首府位於乌鲁木齐。新疆总面积为1,664,897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面积六分之一；陆地边境线达5690.142公里，占中国边界总长度四分之一。

新疆地貌为“三山夹两盆”，即拥有高山与盆地相间分布的独特地形特征。南北两端分别为昆仑山脉和阿尔泰山脉，而橫亙中部的天山山脉则将新疆大致分为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两大部分，或以北疆和南疆俗称。夏季高温、光照充足以及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使得新疆出产各类优质瓜果，如蕃茄、哈密瓜、石榴、葡萄等。炎热干燥的气候和稳定的灌溉水源使南疆成为中国最大的优质棉花生产基地。新疆也是中国油气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储量占陆地总储量近三分之一，拥有亿吨级储量油田。所拥有中国战略油气储备基地。克拉玛依油田是中国西部最大的油田。

新疆居住者56個民族和19个世居民族，其中包括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东乡族等，自治区境内还有五个民族自治州和六个民族自治县。

目录

名称[编辑]

新疆原称西域，唐朝時又稱磧西，公元前60年汉朝首设西域都护府，至7世纪唐又設安西都護府。蒙古入主中原之前中国二十四史明确有帝王世系记载的在新疆建立的政权有西辽。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之亂，统一天山南北，设伊犁将军管辖西域。1760年，乾隆给陕甘总督杨应琚的谕令：“新辟疆土如伊犁一带，距内地远，一切事宜难以遥制。”[1]雍正時贵州東南部新辟疆土亦稱“新疆”。[2]

1877年（光绪三年），尚在清军进兵收复新疆之际，清廷就如何处理新疆善后事宜问题，命西征军统帅左宗棠通盘筹划。左宗棠在其呈奏的《统筹新疆全局疏》中，正式向朝廷提出了在新疆建省的建议，清廷在1884年下诏，设立“新疆布政使司”，新疆正式建省。建省前後的“新疆”意义并不一样，建省出自於左宗棠上奏同治皇帝的「他族逼處，故土新歸。」[3]

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人从阿拉伯人的著作中接触到“突厥斯坦”的概念，1722年出版的《帖木儿伯克史》中将整个西伯利亚称为“北突厥斯坦”，将新疆称为“南突厥斯坦”[4]。1776年，法国神甫钱德明将两位葡萄牙籍神甫奉乾隆皇帝旨到新疆所测绘地图中的多个地理方位以“东、西突厥斯坦”为名，发表在《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等情况的报告》中，塔里木盆地开始被西方人称为“东突厥斯坦”[5]，但19世纪初之前该词并未被广泛使用。

17世纪开始，俄国人一般将塔里木盆地一带称为“小布哈拉”[6]:31-32。1824年，俄国汉学家季姆科夫斯基（俄语：Тимковский, Егор Фёдорович）所撰的《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中提出“小布哈拉”应作“中国突厥斯坦”[7]；两年后的1829年，俄国汉学家俾丘林所著的《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古代和现代记述》中则对“中国突厥斯坦”这一名称不以为然，认为称“东突厥斯坦”更为恰当[8]。但中亚居民通常并不使用“突厥斯坦”来称呼他们自己的土地[9]。俄罗斯在中亚成立突厥斯坦总督区后，西方著作中开始将突厥斯坦区分为“俄国突厥斯坦”和“中国突厥斯坦”[10]。

对彼时的英国旅行家和英语材料来说，使用“Chinese Turkestan”（中国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东突厥斯坦）、“Chinese Central Asia”（中属中亚）、“Serindia”（塞林迪亚、西域）[11]还是“Sinkiang”（新疆）并无共识，这些词常常在描述新疆地区时交替使用[8]。

历史[编辑]

中国古史中对于西域地理历史的真实具体记载当始自汉代，同样也在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至西汉初年，天山南北各地社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

西汉王朝征服西域之大业是从讨伐匈奴开始的。匈奴是秦汉之际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初弱，后强盛。汉朝对北方地区，包括西域的统一管辖，结束了该地区长期以来诸游牧部落不相统属的分割局面，为后来全国性的统一局面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刘彻为了打败匈奴，巩固其统治，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为此他先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汉武帝又命李广利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年两伐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使西域的许多城国相继臣服于汉。前102年，汉军攻破大宛城（今费尔干纳），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望大增。翌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

因匈奴内争，其主管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万余众降汉，汉使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力量随之瓦解。于是汉廷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地的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曰都护”。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2]。

4世纪初，西晋因居於北方的各個胡族起兵而覆灭，西域长史府名存实亡。中原王朝对西域延续三百余年的影响力亦完全丧失，进入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西北部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同民族的政權，包括前凉、前秦、北凉、后凉和西凉。这些政权都试图保持对西域诸邦国的控制。最终鲜卑族的北魏重新统一中国北方，控制了今天新疆东南的一部分。疏勒、于阗、龟兹和且末等政权控制了西部，而中央吐鲁番附近则被北凉的延续者高昌所统治。
5世纪末，吐谷浑和柔然开始分别侵入新疆南部和北部，中原政权（北朝）逐渐丧失对此地的控制。从6世纪中叶开始，突厥在阿尔泰山地区崛起，數年间击败柔然，建立了西至里海、东抵大兴安岭、橫亙中亚的突厥汗国。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新疆属西突厥。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由杨广亲自率领隋军進攻吐谷浑，控制了今日的新疆东南部。六年後的615年吐谷渾可汗伏允在青海復國，隋朝建制的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全沒。

及至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佔領高昌，于该地置西州，又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设庭州；同年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迁至库车，改置为安西大都护府。在之后的二十年间，唐朝发动了对西突厥的一系列远征，西突厥最终于657年灭亡，670年安西四镇被吐蕃攻佔，而后十次易手；在693年最终被武周收复。702年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又升为北庭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北麓及新疆东部地区的军政事务，而安西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在两大都护府之上设碛西节度使，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非汉族聚居区，则设置羁縻府州。同时，还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一度是焉耆）设军事建制，史称安西四镇。

初期吐蕃与唐朝关系密切，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勢力逐渐强大，在之后的三十二年内逐步占领了天山山脉南部的和河西走廊的广大地区，甚至在763年洗劫了唐朝京城长安。同时，回鹘人在之后的五十年时间内逐步控制了今新疆北部的广大地区。9世纪中叶后，这一地区进入混战时期。

回鹘国灭亡后，西遷入吐魯番盆地的高昌回鶻（或称西州回鶻）和迁居龟兹。

9世纪之后，西域出现了几个国家并列存在的局面。其中主要有高昌回鹘、喀喇汗国和于阗等政权。844年后西迁西域的回鹘人汇同其他操突厥语诸族建立地方政权，如高昌回鹘与喀喇汗国。喀喇汗国在10世纪－11世纪时控制今日的新疆西部；同一时期回鹘的一支在今日新疆中部定居，是为高昌回鹘。于阗是古老的塞人居住地，1006年被喀喇汗国灭亡。

1132年，遼朝皇族耶律大石躲避金朝人追擊，从辽河上游地区轉入新疆，建立西辽政权，统治新疆地区八十多年。

13世纪初叶—14世纪时，新疆的天山以北地区大部分属于蒙古窝阔台汗国（原乃蛮故地）。今伊犁河流域曾设置阿里麻里（阿力麻里）等处行中书省，但不久就并入察合台汗国（原西辽故地）。今乌鲁木齐一带曾设置别失八里行中书省，后新疆大部分地区长期被察合台汗国統治，仅东部为大元帝国辖地。

明朝初年，为防範漠北的鞑靼和瓦剌势力，於哈密等地區設置衛所；而以西则为蒙古人统治。16世紀中葉，吐魯番部強大，1472年，哈密等衛所一度被吐魯番攻破，諸衛內遷，之後收復；1514年再度被併。15世紀後半期後，西北諸衛全部喪失，明军退守嘉峪關。明末清初，蒙古的一支准噶尔部以伊犁为中心建立准噶尔汗国。经过激烈的战争，1697年，清军击败了准噶尔，控制了今新疆东部，哈密、吐鲁番首先归附清朝。1755年，清军最終攻占伊犁，准噶尔於是亡國，是為準噶爾之役。1757年又平定了准噶尔辉特部阿睦尔撒纳之乱。1759年，清军平定回部宗教首领波罗尼都、霍集占发动的大小和卓之亂，最终控制新疆全境。周边的哈萨克、布鲁特、浩罕、巴达克山等国也附屬于清朝。

19世纪中叶，沙俄割佔中國領土，1864年的塔城条约将新疆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南一带自消滅准噶尔后得到的土地割让给俄国。1864年同治新疆回变民族仇殺，其清朝時期最大型的新疆民族衝突。1865年春，邻国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从喀什入侵新疆，占领新疆大部分地区长达6年。1871年，俄国又占领了伊犁河谷，当时中央政府在新疆只剩下塔城等少数据点。1877年左宗棠收复新疆。1881年，清政府收复被沙俄实际占有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地区。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9日，清政府颁发上谕，设立甘肃新疆省，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新疆建省后废除了伯克制，裁汰各地驻扎大臣，设置厅、府、州、县，实行与内地各省一样的行政制度，使战乱后的新疆社会和大清各地的政治制度得到相对统一。[13]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被中华民国取代，革命党人湖南人劉先俊等在伊犁策动起义，殺死伊犁將軍志銳，成立伊犂臨時軍政府。新疆巡抚袁大化電奏清廷保阿克蘇道尹杨增新为新疆都督，自己逃离新疆。杨增新在1912年和軍政府议和，逐渐取得全疆控制，并拥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革命党人或被杀死，或回到内地。同年底在沙俄的陰謀策劃和鼓動支持下喀尔喀蒙古宣布獨立（详见外蒙古独立）。1912年库伦叛亂分子攻陷科布多後，又攻佔蒙古地區与新疆省之间的阿尔泰，被杨增新派军击败。1919年，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下令将阿尔泰并入新疆省，设立阿山道，即今之阿勒泰地区。

1928年6月，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國民政府設置「新疆省」，7月1日杨增新自行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7月7日被刺身亡。11月17日省政务厅长金树仁成为新疆省主席。由于不滿金树仁的政策，各地民变迭起，和加尼牙孜等人首先在哈密起義，导致甘肃军阀马仲英入疆。1931年8月11日，富蕴县发生8级地震，造成10000人死亡。1933年马仲英攻打迪化，被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盛世才击败。同年4月12日在一些不满金树仁的军官利用流亡新疆的白俄归化军发动政变，推举盛世才为新疆督军。金树仁取道苏联逃往天津。

1933年11月，在英國的策劃和鼓動支持下，和闐人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人發生叛亂，在疏附宣佈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推舉和加尼牙孜為總統。1934年2月為马仲英部下馬福元所消灭。穆罕默德·伊敏逃回和闐，又擁立其兄滿素爾為帕夏，成立“和闐伊斯蘭王國”，隨即被馬虎山所部消滅。

盛世才前期依靠苏联支持巩固新疆政权。为表示其亲共立场，盛世才曾前往苏联考察，还邀请中国共产党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到新疆工作。后期和中共决裂，1943年國民革命軍進駐新疆。

1944年11月，蘇聯乘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策劃伊宁事变，扶植傀儡政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其控制區内“杀回灭汉”，是民國年代新疆最激烈的民族衝突。[14]1946年6月，在蘇聯的指示下，三区革命左派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撤消主张独立的艾力汗·吐烈的政府主席职务，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投靠中國共產黨。中国共产党将“三区革命”视为其革命運動的一部分。

1949年，经张治中斡旋，新疆军政长官陶峙岳、包尔汉·沙希迪等宣布脱离中華民國政府投靠中國共產黨。9月25日王震率军入乌鲁木齐，通称新疆和平解放。

195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新疆省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为五大民族自治区之一。在1955年的人口统计中，维吾尔族占到新疆的73%人口，也正因此，新成立的自治区整体被定义为维吾尔自治区。尽管自治区实际境内一半以上土地为13个非维吾尔族的民族自治地方[15]。1949年前新疆的汉族仅占当时全省5%人口。

1953年前，新疆超过75%的人口居住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中国政府主导的西北大開發，主要被鼓励居住在当时人烟荒芜的新疆北部，即准噶尔盆地地区。从此一来，当代新疆的人口构成就得以定型：新疆北部城市以汉族、回族和哈薩克族为主；新疆南部城市则以维吾尔族为主。

1950年代开始新疆人口呈汉族净流入态势。当时，为解决解放新疆部队男女比例失衡、男性军人婚姻问题，中共中央军委、新疆军区吸纳大量单身女性进入新疆参军、工作、定居。1990年代时，每年农忙时期均需要大量人口，最多曾有120万，受雇涌入新疆采集棉花[16]。新疆各族人希望進入沿海地區做生意占少数。而同时期新疆有少量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各族人口外流进行贸易與求學，在北京等地形成有数千人的聚居區，新疆維吾爾餐館也林立起來[16]。

自1962年中苏交恶后，苏联通过其中亚地区电台广泛鼓动新疆的维吾尔族及哈萨克族进行分离主义暴力事件，支持其独立。仅1966年一年，新疆民族分裂主义者受苏联煽动而发起的攻击就高达五千起[17]。1962年由于苏联驻伊犁领事馆非法发放证件并许诺协助新疆独立，使得六万余名中国籍公民外逃至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甚至声称组织“维吾尔解放军”进攻新疆，史称伊塔事件[18]。中国成立半军事半生产性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其派往边境驻防及屯垦来回应苏联的干涉和破壞。1964年在新疆羅布泊完成核試驗596工程。

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的经济在地区内部分配并不均衡。大部分维吾尔族人选择移居至城市，而众多外来人口也移居新疆以寻求经济发展机会。1980年，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决定放宽自治区民族自治权，将自治区的汉族干部调离新疆[19]。但长期主政新疆的王震强烈反对這種放任政策，这一政策未能实行。1981年“两个离不开”成为中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即民族关系是“汉族离开少数民族不行，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做為主流。1975年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1982年重新恢复。

1989年5月19日乌鲁木齐五·一九骚乱，导致150人受伤，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爆發七五事件，造成過百人死亡。2008-2014年新疆連年發生恐怖襲擊，是21世紀以來最嚴重新疆民族衝突。为打击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以及疆內分裂勢力，新疆政府不断加大维稳力度，不但多次進行反恐行動，更设立“教培中心”，教化受極端思想影響的人。對此，有歐美国家批評其為「种族灭绝」。但是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多穆斯林国家认为中方做法为“反恐”教育，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支持中方。[20][21]

地理[编辑]

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面积超过中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边界线长度5682公里。面積為166萬489平方公里[22]。

地形特点为“三山夹两盆”：南邊是昆仑山，北邊是阿尔泰山，中間由天山分隔出南部的塔里木盆地與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兩大盆地。一般稱天山以北为北疆，以南为南疆，吐鲁番、哈密一带为东疆。

整個天山山脈延伸至另外3個鄰國: 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位於新疆的天山山脈中段的高山間盆地間環抱巴音布魯克草原，巴音布魯克草原位於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靜縣西北的巴音布魯克區境內，海拔約2,500米，面積23,835平方公里，是中國僅次於內蒙古鄂爾多斯的第二大草原。草原地勢平坦，開都河貫穿其間，水草豐盛，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業基地之一。

新疆的最低点吐鲁番盆地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5米（也是中国的陆地最低点）。最高点乔戈里峰位于克什米尔边境上，海拔8611米。

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46°16.8′N 86°40.2′E / 46.2800°N 86.6700°E / 46.2800; 86.6700）是陆地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距离最近的海岸线有2648公里（直线距离）。

新疆－吉尔吉斯边境横贯着天山山脉。吐尔尕特口岸（海拔3752米）位于边境。

典型的温带沙漠气候。北疆为中温带，受西风带影响，降水稍多，喀纳斯湖年平均降水量超過1000毫米。南疆为暖温带，降水稀少，吐魯番市年平均降水量不足20毫米。高山地区为高地气候，地形雨偏多，山顶有冰川。

冬季有天山准静止锋活动。

主要河流：塔里木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

主要湖泊：博斯腾湖、喀纳斯湖、赛里木湖、艾比湖、艾丁湖

天山

巴音布鲁克草原

塔克拉玛干沙漠

喀纳斯湖

由南向北，与新疆接壤的山口是

主要城市[编辑]

行政区划[编辑]

全区现辖4个地级市、5个自治州、5个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管辖），下设13个市辖区、28个县级市（其中11个县级市由自治区直辖，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师市合一管理体制）、60个县、6个自治县。喀喇昆仑走廊由喀什地区管辖、阿克赛钦大部份由和田地区管辖。

人口[编辑]

2020年11月1日，全區人口有25852345人，男性人口为13354380人，占51.66%；女性人口为12497965人，占48.34%。总人口性别比为106.85。全区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0920098人，占42.24%；少数民族人口为14932247人，占57.76%，其中维吾尔族人口为11624257人，占总人口的44.96%，占少数民族人口的77.85%[26]。

新疆歷史上一直是多民族交匯的地區，新疆民族衝突頻繁。最原始居民为說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和吐火罗语族的民族（后被定居下來的遊牧民族所同化），蒙古語系和突厥語系的遊牧民族後來在新疆居上。而漢族人口遷入古代新疆的時間則早至漢朝時期。而历史上新疆人口和民族比例的大范围改变时有发生，例如成吉思汗西征、清朝消滅噶尔丹（准噶尔部在雍正、乾隆年间多次起義，最终于1757年被乾隆消滅）時民族變動較大。清朝時最大型的新疆民族衝突是同治新疆回变的民族仇殺，1869年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觀察「漢回搆釁既深，（互相）見則必殺」，[27]回变戰亂時各地漢回彼此姦淫婦女。[28]中國抗日戰爭（1931-1945）期間，蘇聯藉機策劃伊宁事变，扶植傀儡政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其控制區内“杀回灭汉”。[14]

根據2009年的人口統計，新疆的人口組成如右表所示[29]。维吾尔族在新疆西部和南部佔絕大多数，包括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以及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市等地区。汉族在新疆东部、中部和北部占大多数，包括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3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别是奎屯市）以及哈密市。哈萨克族多分佈在新疆北部，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較為集中。回族散居在新疆各地。蒙古族散居在新疆中部和北部。其他民族則多集中在新疆西部和北部邊境一帶。

新疆宗教（2010）

新疆歷史上一直是多種宗教並存的多民族地區，曾經一度以佛教為主，并曾經同時流行薩滿教、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和景教（古代基督宗教的聂斯脱里派）。伊斯蘭教從十世纪因喀喇汗国征服傳入該地區以後，逐漸成為當地的主要宗教。十六世纪後傳入吐鲁番、哈密地區。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近代傳入新疆。

現在新疆的宗教以伊斯蘭教為主，少數人口信仰佛教、基督新教、天主教、東正教、道教和薩滿教等。維吾爾族、哈萨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東鄉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全民信仰伊斯蘭教遜尼派，而塔吉克族和艾努人則全民信仰伊斯蘭教什葉派。現在新疆的佛教主要為藏傳佛教，信徒由當地的蒙古族、滿族、錫伯族、圖瓦人和部分漢族為組成。而新疆的基督新教、天主教、漢傳佛教和道教的信徒以漢族人為主。新疆的俄羅斯族信奉東正教。部分蒙古族還信奉薩滿教。

圖木舒克市的佛像石雕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內的佛教壁畫

烏魯木齊新疆國際大巴扎附屬清真寺的宣禮塔

新疆昌吉市阜康福寿道观中的神像

烏魯木齊紅光山大佛寺

昌吉回族自治州的道教廟宇福壽觀

阿巴和加麻札

艾提尕爾清真寺

政治[编辑]

经济[编辑]

新疆以盛产水果著称，包括葡萄和瓜类。此外还出产棉花、小麦、 丝绸、胡桃、熏衣草和绵羊。新疆还有丰富的石油等矿藏资源。阿克苏和克拉玛依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日渐繁荣，修建连接上海的输气管道。2016年12月30日，新疆银行开业。

新疆GDP总量一直稳居全国第25位。在1979-2008年之內的29年間，按不变价格推算（以同期全国平均物价水平为基准），2008年GDP总量为1978年的20.6倍；GDP年平均增长率10.4％，居全国第八位[36]。新疆GDP人均值，1987年突破1千元，2003年突破1万元，2008年突破2万元。2010年新疆GDP总量达到5,418.81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3％；其中第一产业1078.61亿元，占19.9％；第二产业2,533.69亿元，占46.8％；第三产业1,806.51亿元，占33.3％；新疆人均GDP达到24,978元，次于宁夏、山西等18省份居第19位[37]。

文化[编辑]

教育[编辑]

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大学是新疆办学规模最大、办学历史最悠久、学科门类最齐全、科研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大学，新疆大学和位于石河子市的石河子大学是“211工程”大学。其他主要高校还有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喀什大学和塔里木大学。隶属武警新疆总队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程大学乌鲁木齐校区是正师级军事院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維吾爾文：شىنجاڭ ئۇيغۇر ئاپتونوم رايونى‎），通称新疆，简称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个自治区，也是中國面积第一大的省级行政区，世界第八大行政區劃。自治區由新疆省改置，成立于1955年，首府位於乌鲁木齐。新疆总面积为1,664,897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面积六分之一；陆地边境线达5690.142公里，占中国边界总长度四分之一。

新疆地貌为“三山夹两盆”，即拥有高山与盆地相间分布的独特地形特征。南北两端分别为昆仑山脉和阿尔泰山脉，而橫亙中部的天山山脉则将新疆大致分为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两大部分，或以北疆和南疆俗称。夏季高温、光照充足以及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使得新疆出产各类优质瓜果，如蕃茄、哈密瓜、石榴、葡萄等。炎热干燥的气候和稳定的灌溉水源使南疆成为中国最大的优质棉花生产基地。新疆也是中国油气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储量占陆地总储量近三分之一，拥有亿吨级储量油田。所拥有中国战略油气储备基地。克拉玛依油田是中国西部最大的油田。

新疆居住者56個民族和19个世居民族，其中包括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东乡族等，自治区境内还有五个民族自治州和六个民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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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编辑

新疆原称西域，唐朝時又稱磧西，公元前60年汉朝首设西域都护府，至7世纪唐又設安西都護府。蒙古入主中原之前中国二十四史明确有帝王世系记载的在新疆建立的政权有西辽。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之亂，统一天山南北，设伊犁将军管辖西域。1760年，乾隆给陕甘总督杨应琚的谕令：“新辟疆土如伊犁一带，距内地远，一切事宜难以遥制。”[1]雍正時贵州東南部新辟疆土亦稱“新疆”。[2]

1877年（光绪三年），尚在清军进兵收复新疆之际，清廷就如何处理新疆善后事宜问题，命西征军统帅左宗棠通盘筹划。左宗棠在其呈奏的《统筹新疆全局疏》中，正式向朝廷提出了在新疆建省的建议，清廷在1884年下诏，设立“新疆布政使司”，新疆正式建省。建省前後的“新疆”意义并不一样，建省出自於左宗棠上奏同治皇帝的「他族逼處，故土新歸。」[3]

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人从阿拉伯人的著作中接触到“突厥斯坦”的概念，1722年出版的《帖木儿伯克史》中将整个西伯利亚称为“北突厥斯坦”，将新疆称为“南突厥斯坦”[4]。1776年，法国神甫钱德明将两位葡萄牙籍神甫奉乾隆皇帝旨到新疆所测绘地图中的多个地理方位以“东、西突厥斯坦”为名，发表在《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等情况的报告》中，塔里木盆地开始被西方人称为“东突厥斯坦”[5]，但19世纪初之前该词并未被广泛使用。

17世纪开始，俄国人一般将塔里木盆地一带称为“小布哈拉”[6]:31-32。1824年，俄国汉学家季姆科夫斯基（俄语：Тимковский, Егор Фёдорович）所撰的《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中提出“小布哈拉”应作“中国突厥斯坦”[7]；两年后的1829年，俄国汉学家俾丘林所著的《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古代和现代记述》中则对“中国突厥斯坦”这一名称不以为然，认为称“东突厥斯坦”更为恰当[8]。但中亚居民通常并不使用“突厥斯坦”来称呼他们自己的土地[9]。俄罗斯在中亚成立突厥斯坦总督区后，西方著作中开始将突厥斯坦区分为“俄国突厥斯坦”和“中国突厥斯坦”[10]。

对彼时的英国旅行家和英语材料来说，使用“Chinese Turkestan”（中国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东突厥斯坦）、“Chinese Central Asia”（中属中亚）、“Serindia”（塞林迪亚、西域）[11]还是“Sinkiang”（新疆）并无共识，这些词常常在描述新疆地区时交替使用[8]。

历史编辑

中国古史中对于西域地理历史的真实具体记载当始自汉代，同样也在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至西汉初年，天山南北各地社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

西汉王朝征服西域之大业是从讨伐匈奴开始的。匈奴是秦汉之际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初弱，后强盛。汉朝对北方地区，包括西域的统一管辖，结束了该地区长期以来诸游牧部落不相统属的分割局面，为后来全国性的统一局面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刘彻为了打败匈奴，巩固其统治，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为此他先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汉武帝又命李广利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年两伐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使西域的许多城国相继臣服于汉。前102年，汉军攻破大宛城（今费尔干纳），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望大增。翌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

因匈奴内争，其主管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万余众降汉，汉使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力量随之瓦解。于是汉廷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地的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曰都护”。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2]。

4世纪初，西晋因居於北方的各個胡族起兵而覆灭，西域长史府名存实亡。中原王朝对西域延续三百余年的影响力亦完全丧失，进入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西北部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同民族的政權，包括前凉、前秦、北凉、后凉和西凉。这些政权都试图保持对西域诸邦国的控制。最终鲜卑族的北魏重新统一中国北方，控制了今天新疆东南的一部分。疏勒、于阗、龟兹和且末等政权控制了西部，而中央吐鲁番附近则被北凉的延续者高昌所统治。 5世纪末，吐谷浑和柔然开始分别侵入新疆南部和北部，中原政权（北朝）逐渐丧失对此地的控制。从6世纪中叶开始，突厥在阿尔泰山地区崛起，數年间击败柔然，建立了西至里海、东抵大兴安岭、橫亙中亚的突厥汗国。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新疆属西突厥。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由杨广亲自率领隋军進攻吐谷浑，控制了今日的新疆东南部。六年後的615年吐谷渾可汗伏允在青海復國，隋朝建制的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全沒。

及至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佔領高昌，于该地置西州，又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设庭州；同年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迁至库车，改置为安西大都护府。在之后的二十年间，唐朝发动了对西突厥的一系列远征，西突厥最终于657年灭亡，670年安西四镇被吐蕃攻佔，而后十次易手；在693年最终被武周收复。702年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又升为北庭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北麓及新疆东部地区的军政事务，而安西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在两大都护府之上设碛西节度使，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非汉族聚居区，则设置羁縻府州。同时，还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一度是焉耆）设军事建制，史称安西四镇。

初期吐蕃与唐朝关系密切，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勢力逐渐强大，在之后的三十二年内逐步占领了天山山脉南部的和河西走廊的广大地区，甚至在763年洗劫了唐朝京城长安。同时，回鹘人在之后的五十年时间内逐步控制了今新疆北部的广大地区。9世纪中叶后，这一地区进入混战时期。

回鹘国灭亡后，西遷入吐魯番盆地的高昌回鶻（或称西州回鶻）和迁居龟兹。

9世纪之后，西域出现了几个国家并列存在的局面。其中主要有高昌回鹘、喀喇汗国和于阗等政权。844年后西迁西域的回鹘人汇同其他操突厥语诸族建立地方政权，如高昌回鹘与喀喇汗国。喀喇汗国在10世纪－11世纪时控制今日的新疆西部；同一时期回鹘的一支在今日新疆中部定居，是为高昌回鹘。于阗是古老的塞人居住地，1006年被喀喇汗国灭亡。

1132年，遼朝皇族耶律大石躲避金朝人追擊，从辽河上游地区轉入新疆，建立西辽政权，统治新疆地区八十多年。

13世纪初叶—14世纪时，新疆的天山以北地区大部分属于蒙古窝阔台汗国（原乃蛮故地）。今伊犁河流域曾设置阿里麻里（阿力麻里）等处行中书省，但不久就并入察合台汗国（原西辽故地）。今乌鲁木齐一带曾设置别失八里行中书省，后新疆大部分地区长期被察合台汗国統治，仅东部为大元帝国辖地。

明朝初年，为防範漠北的鞑靼和瓦剌势力，於哈密等地區設置衛所；而以西则为蒙古人统治。16世紀中葉，吐魯番部強大，1472年，哈密等衛所一度被吐魯番攻破，諸衛內遷，之後收復；1514年再度被併。15世紀後半期後，西北諸衛全部喪失，明军退守嘉峪關。明末清初，蒙古的一支准噶尔部以伊犁为中心建立准噶尔汗国。经过激烈的战争，1697年，清军击败了准噶尔，控制了今新疆东部，哈密、吐鲁番首先归附清朝。1755年，清军最終攻占伊犁，准噶尔於是亡國，是為準噶爾之役。1757年又平定了准噶尔辉特部阿睦尔撒纳之乱。1759年，清军平定回部宗教首领波罗尼都、霍集占发动的大小和卓之亂，最终控制新疆全境。周边的哈萨克、布鲁特、浩罕、巴达克山等国也附屬于清朝。

19世纪中叶，沙俄割佔中國領土，1864年的塔城条约将新疆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南一带自消滅准噶尔后得到的土地割让给俄国。1864年同治新疆回变民族仇殺，其清朝時期最大型的新疆民族衝突。1865年春，邻国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从喀什入侵新疆，占领新疆大部分地区长达6年。1871年，俄国又占领了伊犁河谷，当时中央政府在新疆只剩下塔城等少数据点。1877年左宗棠收复新疆。1881年，清政府收复被沙俄实际占有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地区。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9日，清政府颁发上谕，设立甘肃新疆省，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新疆建省后废除了伯克制，裁汰各地驻扎大臣，设置厅、府、州、县，实行与内地各省一样的行政制度，使战乱后的新疆社会和大清各地的政治制度得到相对统一。[13]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被中华民国取代，革命党人湖南人劉先俊等在伊犁策动起义，殺死伊犁將軍志銳，成立伊犂臨時軍政府。新疆巡抚袁大化電奏清廷保阿克蘇道尹杨增新为新疆都督，自己逃离新疆。杨增新在1912年和軍政府议和，逐渐取得全疆控制，并拥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革命党人或被杀死，或回到内地。同年底在沙俄的陰謀策劃和鼓動支持下喀尔喀蒙古宣布獨立（详见外蒙古独立）。1912年库伦叛亂分子攻陷科布多後，又攻佔蒙古地區与新疆省之间的阿尔泰，被杨增新派军击败。1919年，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下令将阿尔泰并入新疆省，设立阿山道，即今之阿勒泰地区。

1928年6月，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國民政府設置「新疆省」，7月1日杨增新自行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7月7日被刺身亡。11月17日省政务厅长金树仁成为新疆省主席。由于不滿金树仁的政策，各地民变迭起，和加尼牙孜等人首先在哈密起義，导致甘肃军阀马仲英入疆。1931年8月11日，富蕴县发生8级地震，造成10000人死亡。1933年马仲英攻打迪化，被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盛世才击败。同年4月12日在一些不满金树仁的军官利用流亡新疆的白俄归化军发动政变，推举盛世才为新疆督军。金树仁取道苏联逃往天津。

1933年11月，在英國的策劃和鼓動支持下，和闐人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人發生叛亂，在疏附宣佈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推舉和加尼牙孜為總統。1934年2月為马仲英部下馬福元所消灭。穆罕默德·伊敏逃回和闐，又擁立其兄滿素爾為帕夏，成立“和闐伊斯蘭王國”，隨即被馬虎山所部消滅。

盛世才前期依靠苏联支持巩固新疆政权。为表示其亲共立场，盛世才曾前往苏联考察，还邀请中国共产党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到新疆工作。后期和中共决裂，1943年國民革命軍進駐新疆。

1944年11月，蘇聯乘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策劃伊宁事变，扶植傀儡政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其控制區内“杀回灭汉”，是民國年代新疆最激烈的民族衝突。[14]1946年6月，在蘇聯的指示下，三区革命左派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撤消主张独立的艾力汗·吐烈的政府主席职务，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投靠中國共產黨。中国共产党将“三区革命”视为其革命運動的一部分。

1949年，经张治中斡旋，新疆军政长官陶峙岳、包尔汉·沙希迪等宣布脱离中華民國政府投靠中國共產黨。9月25日王震率军入乌鲁木齐，通称新疆和平解放。

195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新疆省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为五大民族自治区之一。在1955年的人口统计中，维吾尔族占到新疆的73%人口，也正因此，新成立的自治区整体被定义为维吾尔自治区。尽管自治区实际境内一半以上土地为13个非维吾尔族的民族自治地方[15]。1949年前新疆的汉族仅占当时全省5%人口。

1953年前，新疆超过75%的人口居住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中国政府主导的西北大開發，主要被鼓励居住在当时人烟荒芜的新疆北部，即准噶尔盆地地区。从此一来，当代新疆的人口构成就得以定型：新疆北部城市以汉族、回族和哈薩克族为主；新疆南部城市则以维吾尔族为主。

1950年代开始新疆人口呈汉族净流入态势。当时，为解决解放新疆部队男女比例失衡、男性军人婚姻问题，中共中央军委、新疆军区吸纳大量单身女性进入新疆参军、工作、定居。1990年代时，每年农忙时期均需要大量人口，最多曾有120万，受雇涌入新疆采集棉花[16]。新疆各族人希望進入沿海地區做生意占少数。而同时期新疆有少量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各族人口外流进行贸易與求學，在北京等地形成有数千人的聚居區，新疆維吾爾餐館也林立起來[16]。

自1962年中苏交恶后，苏联通过其中亚地区电台广泛鼓动新疆的维吾尔族及哈萨克族进行分离主义暴力事件，支持其独立。仅1966年一年，新疆民族分裂主义者受苏联煽动而发起的攻击就高达五千起[17]。1962年由于苏联驻伊犁领事馆非法发放证件并许诺协助新疆独立，使得六万余名中国籍公民外逃至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甚至声称组织“维吾尔解放军”进攻新疆，史称伊塔事件[18]。中国成立半军事半生产性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其派往边境驻防及屯垦来回应苏联的干涉和破壞。1964年在新疆羅布泊完成核試驗596工程。

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的经济在地区内部分配并不均衡。大部分维吾尔族人选择移居至城市，而众多外来人口也移居新疆以寻求经济发展机会。1980年，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决定放宽自治区民族自治权，将自治区的汉族干部调离新疆[19]。但长期主政新疆的王震强烈反对這種放任政策，这一政策未能实行。1981年“两个离不开”成为中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即民族关系是“汉族离开少数民族不行，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做為主流。1975年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1982年重新恢复。

1989年5月19日乌鲁木齐五·一九骚乱，导致150人受伤，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爆發七五事件，造成過百人死亡。2008-2014年新疆連年發生恐怖襲擊，是21世紀以來最嚴重新疆民族衝突。为打击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以及疆內分裂勢力，新疆政府不断加大维稳力度，不但多次進行反恐行動，更设立“教培中心”，教化受極端思想影響的人。對此，有歐美国家批評其為「种族灭绝」。但是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多穆斯林国家认为中方做法为“反恐”教育，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支持中方。[20][21]

地理编辑

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面积超过中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边界线长度5682公里。面積為166萬489平方公里[22]。

地形特点为“三山夹两盆”：南邊是昆仑山，北邊是阿尔泰山，中間由天山分隔出南部的塔里木盆地與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兩大盆地。一般稱天山以北为北疆，以南为南疆，吐鲁番、哈密一带为东疆。

整個天山山脈延伸至另外3個鄰國: 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位於新疆的天山山脈中段的高山間盆地間環抱巴音布魯克草原，巴音布魯克草原位於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靜縣西北的巴音布魯克區境內，海拔約2,500米，面積23,835平方公里，是中國僅次於內蒙古鄂爾多斯的第二大草原。草原地勢平坦，開都河貫穿其間，水草豐盛，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業基地之一。

新疆的最低点吐鲁番盆地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5米（也是中国的陆地最低点）。最高点乔戈里峰位于克什米尔边境上，海拔8611米。

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46°16.8′N 86°40.2′E / 46.2800°N 86.6700°E / 46.2800; 86.6700）是陆地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距离最近的海岸线有2648公里（直线距离）。

新疆－吉尔吉斯边境横贯着天山山脉。吐尔尕特口岸（海拔3752米）位于边境。

典型的温带沙漠气候。北疆为中温带，受西风带影响，降水稍多，喀纳斯湖年平均降水量超過1000毫米。南疆为暖温带，降水稀少，吐魯番市年平均降水量不足20毫米。高山地区为高地气候，地形雨偏多，山顶有冰川。

冬季有天山准静止锋活动。

主要河流：塔里木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

主要湖泊：博斯腾湖、喀纳斯湖、赛里木湖、艾比湖、艾丁湖

天山

巴音布鲁克草原

塔克拉玛干沙漠

喀纳斯湖

由南向北，与新疆接壤的山口是

主要城市编辑

行政区划编辑

全区现辖4个地级市、5个自治州、5个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管辖），下设13个市辖区、28个县级市（其中11个县级市由自治区直辖，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师市合一管理体制）、60个县、6个自治县。喀喇昆仑走廊由喀什地区管辖、阿克赛钦大部份由和田地区管辖。

人口编辑

2020年11月1日，全區人口有25852345人，男性人口为13354380人，占51.66%；女性人口为12497965人，占48.34%。总人口性别比为106.85。全区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0920098人，占42.24%；少数民族人口为14932247人，占57.76%，其中维吾尔族人口为11624257人，占总人口的44.96%，占少数民族人口的77.85%[26]。

新疆歷史上一直是多民族交匯的地區，新疆民族衝突頻繁。最原始居民为說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和吐火罗语族的民族（后被定居下來的遊牧民族所同化），蒙古語系和突厥語系的遊牧民族後來在新疆居上。而漢族人口遷入古代新疆的時間則早至漢朝時期。而历史上新疆人口和民族比例的大范围改变时有发生，例如成吉思汗西征、清朝消滅噶尔丹（准噶尔部在雍正、乾隆年间多次起義，最终于1757年被乾隆消滅）時民族變動較大。清朝時最大型的新疆民族衝突是同治新疆回变的民族仇殺，1869年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觀察「漢回搆釁既深，（互相）見則必殺」，[27]回变戰亂時各地漢回彼此姦淫婦女。[28]中國抗日戰爭（1931-1945）期間，蘇聯藉機策劃伊宁事变，扶植傀儡政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其控制區内“杀回灭汉”。[14]

根據2009年的人口統計，新疆的人口組成如右表所示[29]。维吾尔族在新疆西部和南部佔絕大多数，包括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以及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市等地区。汉族在新疆东部、中部和北部占大多数，包括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3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别是奎屯市）以及哈密市。哈萨克族多分佈在新疆北部，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較為集中。回族散居在新疆各地。蒙古族散居在新疆中部和北部。其他民族則多集中在新疆西部和北部邊境一帶。

新疆宗教（2010）

新疆歷史上一直是多種宗教並存的多民族地區，曾經一度以佛教為主，并曾經同時流行薩滿教、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和景教（古代基督宗教的聂斯脱里派）。伊斯蘭教從十世纪因喀喇汗国征服傳入該地區以後，逐漸成為當地的主要宗教。十六世纪後傳入吐鲁番、哈密地區。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近代傳入新疆。

現在新疆的宗教以伊斯蘭教為主，少數人口信仰佛教、基督新教、天主教、東正教、道教和薩滿教等。維吾爾族、哈萨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東鄉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全民信仰伊斯蘭教遜尼派，而塔吉克族和艾努人則全民信仰伊斯蘭教什葉派。現在新疆的佛教主要為藏傳佛教，信徒由當地的蒙古族、滿族、錫伯族、圖瓦人和部分漢族為組成。而新疆的基督新教、天主教、漢傳佛教和道教的信徒以漢族人為主。新疆的俄羅斯族信奉東正教。部分蒙古族還信奉薩滿教。

圖木舒克市的佛像石雕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內的佛教壁畫

烏魯木齊新疆國際大巴扎附屬清真寺的宣禮塔

新疆昌吉市阜康福寿道观中的神像

烏魯木齊紅光山大佛寺

昌吉回族自治州的道教廟宇福壽觀

阿巴和加麻札